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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舜
近期電信詐騙有愈演愈烈之勢，甚至出現(xiàn)了貧困的準大學生被騙光學費之后痛而自殺的案例。開學季成為電信詐騙的重災區(qū)，貧困生申請助學金的真實信息被電信詐騙“無縫對接”，受騙者絕望以致自殺，這無聲的吶喊需要被聽到。
如果這樣的吶喊還不能夠引起一場對電信詐騙由內到外、從宏觀到微觀的全面整治，那么我們的社會治理水平是迫切需要提高的。
徐玉玉案發(fā)生后，福建安溪有關電信詐騙的灰暗歷史被媒體重新挖掘出來。安溪電信詐騙屢禁不絕，很多人認為，是一些人的價值觀出現(xiàn)了問題。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名多年參與打擊電信詐騙的警察指出，這些電信詐騙的實施者并不以詐騙為恥，反而“以騙不到錢為恥”�？梢姾芏嚯娦旁p騙人員不僅一定程度上是法盲，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在其內心深處真正起指導作用的，還是一套道德嚴重滑坡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僅僅把違法犯罪分子抓獲并實施法律懲罰是不夠的，他們還應該聽聽被騙者家破人亡的消息，喚醒其作為人類成員內心深處最基本的善。如果基本的道德觀無法修復，電信詐騙之鄉(xiāng)哪怕就是被搗毀了，其成員仍將遠走他鄉(xiāng)，流竄作案。打擊電信詐騙違法犯罪活動，需要通過制度與道德觀的導引，將電信詐騙之鄉(xiāng)扭轉成為反電信詐騙之鄉(xiāng)，從根本上遏制并消滅電信詐騙的勢頭。
受騙者的吶喊應該被更多社會上的普通人聽到，以增長見聞，明察騙局。然而我們并不能因此苛責受騙者，一方面許多受騙上當者都是青少年、老年人，這些人群有一定的共性弱點，何況學會一萬種防騙指南，也不見得躲得過第一萬零一種騙局，另一方面，在近期備受關注的幾起電信詐騙案中，受害者之所以信以為真，是因為騙子能夠精確說出受害人的個人信息，他們覺得對方能知道這么詳細的信息，一定是國家正規(guī)部門的工作人員。
無論是徐玉玉案，還是清華大學教師被冒充公檢法電信詐騙1760萬元，案件能夠發(fā)生的關鍵一環(huán)就是詐騙者掌握了受害者的詳細個人信息。近期如此密集頻發(fā)的電信詐騙案，不能僅止于破案，更不能僅僅作為一場談資了事，應該催促全社會扎扎實實地打一場公民信息安全保衛(wèi)戰(zhàn)。如果保護個人信息不給力，打擊個人信息買賣不用力，那么電信詐騙還有春天。
受騙者絕望的吶喊應該被有關部門和有志于保護公民信息的公益組織聽到，如果可以，應當群防群治。報告顯示，2015年全國電信詐騙案就高達59.9萬起，造成經(jīng)濟損失222億元，詐騙從業(yè)人員多達160萬人，“年產(chǎn)值”1100億元，已經(jīng)形成龐大的黑色產(chǎn)業(yè)鏈。公眾成為透明人，在與詐騙分子的交鋒中，把個人推到了戰(zhàn)斗前線。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也是一種不作為。在人們的生活經(jīng)驗中，許多電信詐騙案久拖不破，老百姓只能自己認栽，必須說這是受害者發(fā)現(xiàn)受騙后憤而自殺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電信詐騙案逢報必破，一定能降低受害者的自殺死亡率。好在徐玉玉案告訴我們，電信詐騙可能只是一只紙老虎，真下苦功去追查，還是可以破案的。
公民享有個人信息被妥善保護且不被惡意使用的權利。掌握信息的機構有責任保護公民信息不泄露，在信息泄露導致?lián)p失之后應當承擔相應的連帶責任。在信息化社會，公民信息的電子化為社會治理帶來了方便，但也增加了風險，這就要求信息的掌握者必須守土有責，系統(tǒng)被攻破的應當及時亡羊補牢、升級安防，有內鬼主動泄露公民信息的必須從嚴從重處罰，涉事機構亦當被問責糾查。痛定思痛，如果沒有必要，各辦事部門不宜過度采集公民信息，并做好加密工作，從源頭上杜絕信息泄露。如果可以，應當盡早啟動個人信息保護立法，劃定公民信息保護的法律邊界。
“互聯(lián)網(wǎng)+”背景下，電信詐騙已呈專業(yè)化態(tài)勢，個人信息從泄露、販賣到營銷、詐騙，已經(jīng)發(fā)展成一整條黑色產(chǎn)業(yè)鏈。打擊電信詐騙、保護公民信息，必須站在這個高度，方能總攬全局，順藤摸瓜，各個擊破。舉例來說，數(shù)據(jù)顯示2015年全國接到詐騙信息的人數(shù)高達4.38億，相當于每3人中就有1人接到過詐騙信息。如此天量的詐騙信息都是誰發(fā)出去的？這樣的線索，有關部門不該視而不見。
拿什么來保護公民信息安全？唯有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