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鞠靖
一位老人發(fā)短信給書記王天琦說：“你能解決我的問題，就是為民辦事的王青天，否則就不是。”原來老人和一位老太太互相看中，準備辦喜事，卻遭雙方子女反對，于是要王天琦幫忙解決。王天琦不得不把婦聯主任找來，讓她撮合撮合。
2010年12月底，江蘇睢寧縣伙房村的陳計生給睢寧縣委書記王天琦發(fā)了條短信，說是干旱無水，小麥快旱死了。當晚7點，他就接到了農業(yè)局的電話，告訴他已經通知了水庫管理處，馬上就放水。
這是陳計生第二次給王天琦發(fā)短信。上一次是2008年8月，他買到了假農藥，主管部門卻不幫他處理，只好發(fā)短信投訴。三小時后，縣紀委和他聯系，并派人陪他們找生產廠家索賠。
有事發(fā)短信，似乎已經成為睢寧人的一句口頭語。自從2008年8月向社會公布手機號碼，書記王天琦和縣長王軍已經收到各種短信39595條，辦結了其中的90%。
真假短信引發(fā)“短信問政”
睢寧縣的“短信問政”，起源于一條假短信和一條真短信。
2008年7月底，有人給縣委書記王天琦發(fā)短信，說有外地客商在睢寧遭到毆打。王天琦立即落實人調查，發(fā)現不過是一場買煎餅引發(fā)的普通爭執(zhí)。
其后半個月，這條虛假短信成了睢寧最大事件。8月7日，當地報紙《今日睢寧》用兩個整版剖析這條短信，發(fā)信人也受到了治安處罰。一條虛假短信，被上升到了“轉化民風”和“軟環(huán)境治理”的高度。
與此同時，一條真短信則成為這組報道的注腳。有短信向王天琦反映，該縣威尼斯商城一家快運公司深夜卸貨擾民，有關部門不理不睬，居民只好堵住商城入口。這一事件后來直接導致縣環(huán)保局長被免職。
一周后，《今日睢寧》刊登了對縣紀委副書記、監(jiān)察局長袁邦慶的采訪，袁稱受王書記和王縣長的委托，向社會公布書記、縣長的手機號碼：歡迎群眾反映問題。他同時提醒，縣主要領導有時開會、接待陪同省市領導工作很忙，大家反映問題打電話有時可能領導不便接聽，因此如果確需直接向縣主要領導反映問題，盡量以短信或書面形式反映。
前述受過治安處罰的發(fā)信人也在報紙上現身說法。在這篇題為《我們應該怎樣向縣領導發(fā)短信》的訪談里，他說：“這次事件中我雖然受到的待遇有些不公，內心有點郁悶，但只要王書記肯定發(fā)信息反映情況這種辦法，我還是會發(fā)信息給王書記的�！�
四天后，《今日睢寧》報刊登了全縣所有副科級以上干部的手機號碼，該報一時洛陽紙貴，本來發(fā)行近三萬份，加印近三萬份后仍不夠發(fā)。
又過了一周，該報又發(fā)表題為《領導干部公開的號碼是真的還是假的，通還是不通？》，睢寧縣經濟110辦公室撥打公布的號碼，發(fā)現有一批干部的手機關機或者沒人接。結果這些干部的名字被該報公布。
“看看是不是真書記”
縣委書記和縣長手機號碼一公布，電話、短信鋪天蓋地而來。
此前，江蘇鹽城、云南昆明等地也都公布了領導干部手機號。和這些地方一樣，很多人打王天琦的電話，只為了“看看是不是真的書記”。那段時間王天琦每天接電話、看短信忙到手軟。他說，這樣可不行，什么工作都不要做了。他有兩個手機，對外公布的手機在秘書手上，由秘書負責處理。
但是一段時間之后，人們不再打電話，“打電話的時候可能書記在開會，也可能聽不清楚，還不如發(fā)個短信，能讓他記得清楚。”
9月11日，《今日睢寧》第一次公布了縣委書記王天琦的“短信信息一覽表”。10天后，縣長王軍收到的短信也公布了，同時公布的還有每條短信的處理結果。人們開始意識到，與打電話相比，短信有它獨特的優(yōu)勢。
打電話的人銳減，而短信激增，連秘書也處理不過來。處理工作，最終交給了縣委縣政府督查室。
2009年12月，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王磊調到督查室，負責書記縣長短信的處理工作。王磊是2009年7月睢寧縣引進的95名人才之一，也是其中惟一的博士。
王磊說，那段時間，他每天8小時都在處理短信。典型的處理程序是：書記、縣長收到短信后，秘書轉發(fā)給督查室，督查室的軟件會自動向發(fā)信人回復“收到”。王磊要寫出每一條短信的摘要，制表編號，交給督查室負責人簽批承辦單位，再轉發(fā)給各部門的一把手。這些單位5天內必須有反饋。
睢寧縣督查室主任朱友強說，起初并沒有督辦程序，后來發(fā)現有個別領導不重視，造成發(fā)信人重復發(fā)短信，于是有了督辦和回訪程序，辦理不力的還要問責。
一個典型案例是縣規(guī)劃局。2009年11月初，王天琦接到一條反映違章搭建的短信，督查室轉給縣規(guī)劃局長，要求調查處理。兩天后，規(guī)劃局回復：“已派員調查落實，責令開發(fā)商按規(guī)劃實施，清理違章搭建�！钡聦嵤�，規(guī)劃局并未實地調查，違建也未清理。
此后一個多月里，舉報這處違建的短信仍不停地發(fā)給書記、縣長，屢次交辦的結果是，規(guī)劃局回復說“短信內容失實”、“沒有違建”。而實際上，一名當事人已搶建一棟三層330平方米的樓房；另一名當事人則私建了10間樓房和院墻。
最終，2010年1月，包括原縣規(guī)劃局局長和分管副局長、原縣國土局直屬所所長在內的7名官員被免職或撤職，另有6名責任人受到處理，兩處違章建筑也被拆除。
睢寧縣每年要評選“十佳短信”、“十差短信”，每年還有一次手機短信辦理工作會議，對短信辦理情況好的部門表彰，對辦理情況不好的部門給予批評。
朱友強說，對于短信辦理情況，有一套專門的評估標準：“首先是這個單位的短信量應該處于遞減狀態(tài)；第二，短信量多也不怕，只要所有的短信都解決好，我們回訪的滿意率要高；第三，不能總是有重復短信�！�
統(tǒng)計顯示，從2008年8月開始，書記、縣長收到的短信總計近4萬條，回復率100%，辦結率90%。短信并不能包治百病。每個月都有大量短信反映大病救助、因病致貧等問題，但受政策所限，書記、縣長也無法解決。朱友強說，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向發(fā)信人解釋辦不了的原因，盡量解決一點困難。
虛假舉報短信不少
最初一段時間里，虛假短信不少。
督查室一位副主任說，公布手機號碼之初，反映失實信息的短信占20%至30%，還有很多侮辱謾罵、造謠中傷、人身攻擊的內容。時任縣禁酒辦主任榮保翠說，縣里機關禁酒后幾個月，共接到短信舉報反映機關工作人員違規(guī)飲酒23次，但只有5次是屬實的。工作人員反饋核查情況，結果發(fā)現舉報手機不是沒人接聽，就是已經關機了，有的接聽人說根本不知道這事。
2008年12月中旬，睢寧電視臺曝光了一位仝姓婦女。她因為“捏造事實，發(fā)送短信，誣告陷害他人”被行政拘留10天，全縣為此進行了為期半個月的大討論。
2009年4月，睢寧縣公布《大眾信用管理辦法》，建立睢寧縣個人信息數據庫，將個人信用等級分為A、B、C、D等級，按照“一處守信，處處受益，一處失信，處處制約”的原則，對評估結果進行使用。包括發(fā)送虛假短信在內的行為，被視為不守信行為，會在媒體公布，并影響當事人的就業(yè)、貸款等日常生活。這一辦法后來被媒體報道，引發(fā)軒然大波。
辦法公布后半個月，王天琦收到一條短信，舉報污染嚴重的鍍鋅企業(yè)，稱某人違規(guī)鍍鋅，得到了某局的通風和保護。兩天后王天琦收到這位舉報人父親的短信，說“今天得聞犬子舉報鍍鋅的事情非常生氣，我因為在工廠工作，家遠，疏于管教孩子，以一個老黨員請王書記寬恕孩子，今后一定嚴加管教”。緊接著舉報人自己又連發(fā)短信，稱“我非常后悔，不該目無王法，隨意造謠，影響睢寧人的形象，影響民風建設”。
睢寧縣每月的短信分析顯示，到2010年2月時，每月的不實短信還有30條以上，但從2010年4月之后，不實短信幾乎消失了。
也有一些短信則讓書記、縣長哭笑不得。一位老人發(fā)短信給書記說：“你能解決我的問題，就是為民辦事的王青天，否則就不是�！崩先撕鸵晃焕咸ハ嗫粗�，準備辦喜事，卻遭雙方子女反對，于是要王天琦幫忙解決。王天琦不得不把婦聯主任找來，讓她撮合撮合。
“一毛錢維穩(wěn)”
2010年，睢寧縣財政收入是2007年的4倍，成為江蘇省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縣、江蘇省信訪工作先進縣。而在2007年，睢寧還是江蘇省的“人民來信之鄉(xiāng)”、“信訪重點管理縣”。
簡單地從技術層面看原因，睢寧縣督查室主任朱友強說，“有了短信，誰還愿意花時間寫長篇的信？你就是寫給省委書記，還是要轉到下面來，時間很長，而我們只要五個工作日就給答復�！�
而更深層的原因，在于涉穩(wěn)信息的快速傳遞和不穩(wěn)定因素的快速消解。睢寧縣紀委書記唐健將這種變化稱為“一毛錢維穩(wěn)”：“就是一毛錢，而且短時間，效率高，領導第一時間看到，問題第一時間解決�！�
在唐健看來，那些給書記、縣長發(fā)短信的人，就像深入社會每個角落的觸角，政府能夠及時知道群眾需要什么，政府該干什么，從而及時地化解矛盾、消除隱患。
2009年年底，短信平臺密集收到反映拖欠民工工資的短信。書記、縣長批示，責成建設局解決問題。建設局工作組找到相關老板，民工工資問題很快解決了�！昂芏嗟胤侥甑锥加忻窆ざ麻T、下跪的事情發(fā)生，睢寧就沒有�！辈殚�2010年底的短信記錄，反映拖欠民工工資的短信極少。
提及這個案例，一位縣領導就會想起初來睢寧任職時。當時，一位老副縣長對他說，“老弟啊，你就準備搬自行車吧�！彼詾檫@是告訴他睢寧很窮，后來才知道，原來是老百姓經常會拿破舊自行車堵政府的門，一堵一天，連想吃飯都出不去。
縣教育局長梁龍衛(wèi)也將睢寧信訪減少的關鍵因素歸結為短信�！叭绻麤]有短信，群眾的問題反映到省里、市里我們還不知道，等反饋回來叫我們調查，影響已經造成了�！�
更典型的案例是當地的禁酒令�？h委規(guī)定干部工作日午間禁酒。有意思的是，自從公布禁酒令，縣里的禁酒辦沒有抓到過一個違規(guī)的，但通過群眾短信舉報，卻抓到了18個，既有鎮(zhèn)長，也有局長。
規(guī)定出臺7天后，時任省委主要領導到睢寧視察。中午吃飯時，有領導發(fā)現桌上沒有小酒杯，便示意服務員拿酒杯。結果王天琦跑到省領導面前說，我們這里中午禁酒，客人可以喝，我們不陪。
甚至還有人用短信息給縣領導“通風報信”。2010年11月，縣委正在召開常委會，工作人員急匆匆走到王天琦身邊，遞給他一張紙條，大家都知道有大事發(fā)生了。紙條內容很簡單，一條發(fā)給王天琦的短信說，有人正在調查他，讓他小心。
工作人員后來找到了發(fā)短信的人，原來是一位普通婦女。當時清華大學一個社會調查團到睢寧暗訪，從徐州坐上開往睢寧的汽車后，給乘客發(fā)放關于睢寧的調查問卷，問大家是不是知道書記的手機號碼，有沒有給他發(fā)過短信。
如果一把手換了？
在睢寧，南方周末記者接觸了眾多給書記、縣長發(fā)過短信的人，多數人都擔心，一旦書記、縣長換人，短信這樣的事就會“無疾而終”。
但王磊比較樂觀。他說，一開始是領導要取信于民，但等到大家發(fā)現領導認真了，他們也當真了，這時候再想撤，就難了。
2010年7月，王磊和督查室主任彭燕分別調離，而繼任者沒有及時在報紙上公布當月短信辦理情況。結果，王天琦收到眾多短信，質問“為什么不公布短信了”。督查室后來不得不補登。王磊說，短信能夠堅持，最根本的動力還是群眾和輿論推動。
朱友強說，每個月、每個季度，督查室都有短信分析，對于書記、縣長來說，這些分析既是評判下屬工作是否合格的標準，又是尋找工作重點的路標。
睢寧縣原來沒有公交車，只有出租車。眾多短信要求成立公交公司，方便群眾出行。之后縣交通局籌組了交通運輸公司，通過招商引資，成立公交公司，城區(qū)公交車很快開通。
睢寧縣邱集鎮(zhèn)的倪其柏得知千百度鞋業(yè)要擴大投資，就給王天琦發(fā)了條短信：“我有項目要談，急！”半個小時后就有回復。縣里派一位副縣長陪他去和企業(yè)談判，最終把這個項目拉到了睢寧。
與“短信問政”相伴的，并非全是正面評價。如果審視“短信問政”中的“殺手锏”，對虛假短信的治安處罰、刑事處罰，不可避免地帶有懲治過重的疑云。而對發(fā)信人的公開曝光、電視懺悔以及信用評級，則自始至終伴隨著侵犯私權的批評。離開了主要領導的推動，這些制度能否堅持值得觀察。
